“他是我们可亲可敬的师长，他是我们引以自豪的院长，他也是我们相处了半个世纪共创辉煌又风雨同舟的同志，至于该怎样认识他，却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

　　北京人艺知名演员朱旭这段精彩文字，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里话。

　　这里，只记录下曹禺师的几个小故事。

　　一篇序言

　　1992年，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笔者写了北京人艺100个真实的故事，准备出一本散文集作为纪念。我很自然地想到请曹禺师来作序。当时，他已经患重病住进北京医院。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星期，曹禺师便请司机老史把写好的序言带给了我。我真是喜出望外。这篇序言的题目是——“我是爱北京人艺的”。

　　“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40年。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多少回了。

　　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使我留恋不舍。

　　是否人生如梦，是否我在思索我这一生究竟为什么活着？

　　不！我完全没有这样想过。

　　我感到北京人艺是培养多少戏剧新人的园地，是锻炼多少人物的舞台。她是初春的雪水，夏日的莲花，秋天的黄菊，冬时的霜雪。她贡献给人民以娱乐和教育，人民给予她滋养与恩情。

　　我曾经说过：说起北京人艺，我像是从山谷涌出的清泉，沿着溪涧，潺潺浪花，有说不完的话要讲。

　　这里，正是一位自己多半生与剧院紧紧连在一起的老同志，说出关于北京人艺的心里话。

　　这100个故事，也许算得上北京人艺的部分缩影。

　　我希望通过这本小册子，能够使广大观众和关心剧院的朋友们，更加了解和热爱北京人艺。

　　北京人艺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今天编出这样一本小册子来是个很有意义的纪念。”

　　面对后来者

　　在《雷雨》中扮演四凤的青年演员郑天玮，这样回忆她与曹禺师面对面谈话的情况。

　　第一次——“曹老摸着我的头问：‘你是最小的吧？这么小演这么重的戏，吃得消吗？’我答：‘我不是最小的，都二十二岁了，就是有点儿年轻。’曹老笑了：‘不是有点儿年轻，是真年轻。’然后，他拍拍我的头，着实地看着我说：‘好，年轻，年轻真好。’”那是郑天玮初次与曹禺师相识；

　　第二次——“曹老把我叫到他的身边说：‘你写的每一篇短文我都看了。’我忙问：‘您都看了？’曹老说：‘都看了，写得好！不要怕，就这么写。演员一上台演戏，上学的机会就少了，能读书、写文章(在线看影视作品)，这就好，你一定要坚持，坚持。’”这是郑天玮又一次与曹禺师交往。

　　郑天玮感慨地说：“曹老七十多岁的时候，告诉我‘年轻真好’；曹老八十多岁的时候，告诉我‘要坚持’。这两句话，够我受用一生的！”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曹禺师给另外一位演员题下的名词：

　　“初望殿堂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往复追寻渐悟妙境。思虑通审志气和平，风规自远才见天心。求艺无垠可胜言哉。”

　　不能丢这个丑

　　大约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作为“语言大师”的曹禺师，竟然常常把一本《新华字典》带在身边。只要遇到生僻的字或者含糊的词，都会恭恭敬敬地请教字典。有一次，一位演员把姓“仇”的人读成了复仇的“仇××”，曹禺师马上拿着查好的字典，亲切地说：“仇字当姓用时，应该读成‘求’音。”还有一次，一位演员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把“莎”字念成“撒”音，曹禺师立即打住，很快查阅字典以后说：“莎士比亚的‘莎’字，也可以念作‘沙’音，都是正确的念法。”

　　那年，曹禺师给剧院编辑出版的论文集《攻坚集》写了一篇序言。在交给办公室打字以后，请曹禺师再看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句“终于攻破千人的窠臼”，打字员误把“窠”字打成了“巢”字。于是，他不但指出了这一点错误，还特别叮嘱办公室主任说：“‘窠’字千万不要读成更不要写成‘巢’字。以后，凡是我们剧院出去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校对，不能有一个错别字，北京人艺不能丢这个丑！”

　　褒与贬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剧院演出一些前苏联的话剧，这种引进总的来说还是有益处的，但也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演出一部前苏联的现代戏以后，在一片“好好好”、“是是是”的赞扬声中，只有曹禺师尖锐地指出：“这个剧本只是一个‘二流’的剧本，充其量只是个‘佳构剧’而已。”于是，听者纷纷大吃一惊，心里又在暗暗赞同。同时，曹禺师对于真正的艺术精品又非常敏感，十分热情。当他读到老舍先生《茶馆》第一幕的时候，就兴奋得像个小孩儿，不但拍案而起，而且大声疾呼：“这是经典！经典！”他还说：“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要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了好作品的心情。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技巧不能成“把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金秋里，我和邱扬(演员、剧作家)来到铁狮子胡同曹禺师的家。我们是为了创作剧本《星星没有陨落》来请教的。

　　曹禺师刚刚睡过午觉，正在客厅里等着我们。他见到剧院的人总是格外兴奋，一边热情地让阿姨倒茶，一边亲自过来让烟。我们每次来这里都有一个习惯，在谈正事以前先谈几句“闲话”，那是很可以长学问的。

　　曹禺师首先问我们手头上都在写什么，当得到回答以后，又问我们最近在脑子里都琢磨点儿什么。他一贯主张作为剧作家应当经常不断地琢磨点儿什么，生活上的，创作上的。他说：“一个剧作家不能犯懒，老琢磨点儿什么问题才能有所长进。”

　　我想了想问：“您常说的写戏技巧，大概是很重要吧？”

　　曹禺师沉默了片刻，扬起脸来答：“当然重要。现在技巧仿佛谈的还很不够，学的和用的更是不够。”

　　我和邱扬点点头，预感到会听到一些与众不同的高见来。

　　曹禺师继续说：“可是，技巧如果脱离了人物的灵魂，脱离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技巧就会变成了‘把戏’。”

　　我有些不懂地摇头。

　　曹禺师耐心地解释：“你们应当知道，表现人物真情实感的技巧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而脱离开真情实感的‘把戏’是可以互相炒来炒去的。”他停了一下又说，“这也许就是世界上产生许多坏剧本的原因吧。这些剧本大体上是现成、普通、肤浅、平庸和一般化的。看这些戏的时候，观众时常被一些‘把戏’闹得眼花缭乱，却根本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我和邱扬想着他的话，没有吭声。

　　曹禺师顺手把眼镜向上推了推：“一个作者如果只看重技巧，耍弄技巧，盲目追求形式上的东西，必然要使自己的作品走进死胡同里出不来。人是很丰富的，很复杂的，很深刻的，也是很宝贵的。什么叫深刻呢？就是深下去，再刻上几下子。往哪儿深，又往哪儿刻呢？只能往人的灵魂深处里。”

　　我和邱扬赞赏地连连点头。

　　改戏

　　1979 年，北京人艺演出曹禺师的新作《王昭君》。孙美人是一个戏不多又不大好演的角色，由老演员赵韫如来扮演，她下了很大的工夫，因而演得很精彩，受到了观众和戏剧圈里人的一致好评。一天，赵韫如在后台化好妆，穿好服装，正在休息准备上台。突然，曹禺师走到她的面前说：“韫如，大家都说你演得很好，我也很欣赏。不过，有一句话，就是‘陛下到底来了！’如果你再说得生活一些，不那么强烈，会不会更好？”赵韫如听过以后停了一下，点点头表示：“好，我是试过的。不过，今天可以再试一试。您下去看戏，如果效果好，咱们就定下来。”接下来，曹禺师到观众席看戏去了。这场戏赵韫如改了表演处理，那句重要的台词说得比较快，也比较单纯，没有十分强调“到底”两个字。而当赵韫如刚刚下场还没有回到化妆室里，曹禺师已经从前台匆匆赶来了。他老远摆着手，走到面前大声说：“不，不行！这么演压不住台，还是按你原来的处理好。”于是，赵韫如连连点头，第二天戏又改回来了。

　　后来，大家都说，曹禺师在这件事情上，除了艺术创作以外，似乎还使我们学到了一些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

　　难忘的教诲

　　我们难以忘记的是，在历任30年院长当中，曹禺师在建院初期认真地提出：“我们需要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就是要建立中国的剧场艺术，我们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树立起我们剧院的这一‘派’。”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大胆地提出：“要大力培养演员，培养‘红得发紫’的演员，特别是青年演员，这是为了剧院的前途着想。”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又尖锐地提出：“我感觉我们剧院有一种骄傲自满的空气，这庙太大，菩萨多。要知道自己的缺点，要追求更高的境界。现在给别人送‘经’太容易了，求‘经’的愿望不强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再次深刻地提出：“我终究佩服那些‘动手’的，不大佩服那些只‘动嘴’的，‘干’比‘说’有力。真干事的人，使人意气风发，有真实的生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反复地提出：“我认为，我们这些国宝应该创造新的人物、新的生命……但如我们这些有数的、极富教养、文化与很高艺术才能的老演员们不再从事新的创造，以号召、影响、培育、熏陶年青的舞台戏剧家们，那么，我们便浪费眼前有限几年的光阴，也就是自认老大，承认自己到晚年无能，失去了奋斗勇气。那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