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威导演

　　今年已经70岁的顾威导演说，“我走上话剧这条路就是因为《雷雨》，而通过《雷雨》我又认识了曹禺先生。曹禺先生是我一生崇拜的人，他说‘北京人艺是自己的情人’，他毕生都在为戏剧事业作贡献。”

　　当年，曹禺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把命都扔在这了”时，“戏比天大”早已融入了那一代人的生命。如今的北京人艺，在中国戏剧界乃至世界仍然保持着某种固有的档次与水准。顾导说，这与老一代的艺术家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很重要的关系。

　　采访中，顾导总是如思考者一般眉目微皱，手中夹着的香烟升起的烟仿佛也让他更陷入沉思中。然而坐在你对面的他却依旧抑扬顿挫的讲述着，仿佛谈起北京人艺与曹禺先生他就有一辈子说不完的话。

　　顾导在讲述回忆的同时也不禁疑惑，当明星越来越“耀眼”，文艺逐渐产业化，年轻的观众是否还能清晰的辨认出什么才是真正的话剧？

　　只是，现在大戏已然要开锣，那就请“明星、导演”们先把“幕缝”掩好，让观众心无杂念的欣赏这一出真正的话剧。待到掌声响起，再请一一谢幕。

　　“事业”变“职业”是传统的流失

　　搜狐演出：据我所知，人艺排练场上有句话叫“戏比天大”，那么舞台上“戏比天大”的传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顾威：其实并没有哪个人具体的提出“戏比天大”，这就是在表演中形成的一种不成文的规章。我们上一辈的艺术家像郑榕老师、童超老师，他们如果晚上有演出，不管演什么戏角色大小，一天都不安排任何活动，四点钟是一定要到后台的，准备角色啊、化妆、酝酿情绪。那时候的后台是非常安静的，四点钟到四点半之间所有演员全来了，所以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形成的“戏比天大”。看大家的当时那个精神状态，“戏比天大”那真叫个事！所以应该说北京人艺到现在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某种档次跟这些人打下的基础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

　　比起老一代现在“戏比天大”就是一种号召。现在更职业化，那时候可不一样，那时候是当事业来看。我觉得现在十个人有一个人愿意继承下来那就是好事，所以到今天“戏比天大”在北京人艺来说还是个事，还有人再提，那就不容易。

　　搜狐演出：据您所说，现在的话剧表演已经不再是像老一代那样是作为毕生的事业，而只是单纯的职业，那您如何看待这种“事业”职业化？

　　顾威：我觉得这只能说是一种传统的流失。那时候生活很简单，因此老一代的艺术家不存在档期问题，所以剧院在选用演员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保证。但是现在由于档期问题很可能是需要的演员没时间排戏。剧院方面也很为难，不能单纯的为了保证剧院的演出就一律不准出去拍影视，这始终是个大的矛盾。但是我总觉得应该是以“戏比天大”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来做这个工作，说到底这个理还是应该在敬业上。

　　我很佩服日本浅利庆太先生的四季剧团。在他那儿演员进入四季剧团的合同里边就有一条，你到我四季剧团来工作，不能出去拍影视，拍广告。如果你非要拍影视广告，他说“我很明确，你要拍影视你可以走，但你要在我这工作你就只能在我这工作”。就这样四季剧团在日本办得非常成功，但是剧团里也并没有什么明星。我问他，是不是你这里演员收入很高，他说“不是，在日本算中等，在我这工作，买车买房子也要费一点劲”。我觉得演员就应该这样，大家一起演戏，而并不是靠这个致富。如果改革应该像这方面改，不能非得把文艺搞成产业，因为文艺不是产业。

　　经典不是快餐 “人物”才是关键

　　搜狐演出：您一直坚守着话剧的现实主义的创排，而且您尤爱经典的剧目，比如《雷雨》、《天下第一楼》，但是我记得您排过的《大酒店套房》是一出轻喜剧小剧场话剧，您当时也对《大酒店》的剧本也是赞赏有加，那您认为好的剧本应该是什么样的？您对经典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顾威：过去有人问过我对现在很繁荣的小剧场各种样式的演出怎么看，我说我没那种局限我搞现实主义，但是我不否定不现实主义的。不过有一条，我是坚持的，你的剧本里有没有人物，如果我看三个戏，人物全都混了，或者只记得某些噱头，我认为这就不是好戏。因为不管什么样式的话剧，都要有人物才可以。我曾经演过的《足球俱乐部》，很明显是黑色荒诞的，但是我就觉得它里头有人物，我就觉得他就站得住，就是好剧本。

　　对于经典的态度，我觉得是要看十年，二十年，这才能够成为经典。经典不是一阵哄抬起而出来，经典不是吹出来的，不是捧出来的，也不是像快餐一样做出来的，经典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时间的考验。你看南派的保留剧目相对的说就少了，这个保留剧目不是自然的，你得有这个意识。比如北京人艺哪些剧目是保留的，这是公认的，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这个大概是话剧界的某种悲哀吧，我们觉得应该有保留剧目，但是又保留不下来。另外，就拿剧院的资料来说，我所知道的北京人艺是最全的，他尊重自己的传统，尊重自己的积累，当年青艺就比较可惜，几次合并就断代了。

　　搜狐演出：最近国家大剧院推出一个 “新现实主义年”作品展演，您是怎么看待话剧创作的“新现实主义”？

　　顾威：“新现实主义”对我来说是新名词，它的作品我相对看得比较少。但是我认为新现实主义就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增加了象征主义，增加了意识流的东西，但本质上还是现实主义。过去对现实主义有一种狭隘的理解，体验就是体验，一演现实主义的戏就是生活，我看不见得。《蔡文姬》也同样是现实主义，但是并没有程式，没有架子，所以不是说一上韵了就不是现实主义了，区分现实主义与否我觉得还是看塑造人物的方法。

　　搜狐演出：据我所知，您很注重台词的精准，不管是复排还是重排，新排剧目，您都会特别关注台词，有时候您还会亲自修改台词，您认为在话剧里台词的作用？

　　顾威：话剧里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就是语言，这一点也是我衡量是不是真话剧的标准。我觉得对经典的态度，我认为所谓尊重首先是尊重语言。比如按老舍的语言去说《雷雨》，那观众绝对都接受不了。所以不讲究语言或者不讲究语言准确性，我觉得都不行。另外，曹禺的剧本跟老舍的剧本，我排戏的时候几次提到不能随便带嗯、啊、那、是。也许演员觉得这样会很生活化，但是这其实这是演员自己的语言习惯，这点上观众未必能那么理性的分辨出来，但是他坐在那儿可能这样的就觉得是舒服的，那样的就不舒服。所以说语言风格在话剧里应该是很讲究的，而且观众也接受。

　　“北方丫头”与“江南佳人”之争

　　搜狐演出：另外，话剧界素有南北派之说，相对于海派（南派）话剧您应该对（京派）北派话剧更为熟悉，那您是如何看待海派（南派）话剧呢？您认为什么原因造就了今天的京派海派（北南）两派话剧?

　　顾威：相对于以老舍为代表的京派话剧，海派话剧题材可能更丰富一点，更小资一点。从历史渊源上说，解放以后，北京人艺走的是焦距一先生话剧民族化的道路；而南派，比如上海，走的是黄佐临的布莱希特风格，这显然完全不一样。我的小时候看得包括与代钦演的《李双双》等等都很有民族特点，但上海民族化的作品比较少。

　　从发展来看，解放前，话剧在上海是黄金时期；解放以后，北方话剧的发展比南方要更好。因为解放后话剧在北方的运作基础更扎实一些，或者说北方的群众面群众根基可能会更好，南方就受到了一定的语言局限。潘伟行就曾经说过在南方搞普通话话剧是要坚持的，得要使劲的在坚持，因此他观众相对面就比较小。总的来说，南北话剧不同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地域的原因。类似北昆南昆，北昆比较粗犷，奔放，像《林冲夜奔》。即使是同一题材，他们自己也说“我们搞的好像也更像一个北方丫头”，而南昆更为阴柔。

　　搜狐演出：您从事话剧表演开始，就与曹禺先生的《雷雨》结缘，而您还曾多次排演《雷雨》和曹禺先生其他作品，您如何看待曹禺先生？如何评价曹禺先生与北京人艺之间的关系，这与北派风格的形成是否有重要联系？

　　顾威：我非常崇拜曹禺先生，我走上话剧之路就是因为《雷雨》。真正认识曹禺先生是在戏剧学院拍戏的时候。

　　曹禺先生他曾经说过“北京人艺是我的情人”，当然不是现在流行的情人，我觉得他确实代表了那么一代人对于剧院那点感情，他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把命仍在这了”。到后来他当戏剧家协会主席的时候，尽管他没有写出作品，但是他救活了许多戏剧团体，这一点上我对曹禺先生佩服得是五体投地。

　　同时，曹禺先生的作品也是形成北京人艺风格很重要的一部分。过去北京人艺叫郭老曹剧院，但是其实应该叫曹老郭，但是曹禺当院长坚持说就称为郭老曹，所以北京人艺现在形成的风格仍旧是郭老曹，然后就是焦先生的民族化。可以这样说，北派戏剧的形成的历史渊源中，重要的一点是他有“大家”。北京人艺建院时就有“四巨头”，曹禺、焦先生、赵启昂、欧阳山尊。南方我不否认也有，洪深、巴金、余上沅，但从实际上的影响力来说还是北方更大一些。

　　除了历史渊源，地域，名家，等等这样一些关系，北派对于外国戏的处理也不一样。比如北京人艺演洋戏，过去叫北京人艺“洋戏土演”，当然并不科学，但是《推销员之死》英若诚翻译时他居然连“臭大粪”的词儿都搁上了。我们去新加坡演出时，观众都被震撼了，他们说曾经看过两个版本的《推销员》，相比之下，北京人艺的真确实太棒了。其实英先生的翻译是有道理的。英先生说《推销员》戏中反映的故事是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区，那儿就相当于北京的天桥。人们的素质就是这样，我不怕用臭大粪。南方的人也觉得这个很传神。

　　所以北京人艺有民族化的基础，这影响到他演郭老曹的戏，演现代戏，演外国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南北，观众都还是偏好接近普通老百姓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说是相对熟悉的东西，太生疏的观众不是特别感兴趣。北京人艺一直被叫做平民剧院，叫做有忧患意识。

　　采访手记

　　采访中顾导不无担心的告诉记者，现在演出市场很浮躁，话剧作品也是种类繁多，观众换代也很快，其实我总觉得拿住根本的东西不怕换代，但是我特别怕一些年轻的观众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话剧。因为看话剧来缓解一些压抑的情绪很正常，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话剧就是搞笑，不是这样的就不是话剧，那就不好了。

　　我想这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文艺逐渐产业化，演出市场的浮躁，观众快速的“换代”，这一切都让老一代的艺术家们开始觉得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北派也好，南派也罢，如何能将传统延续，创造出更符合时代的“经典”才是戏剧人更多关注的，至于票房，名利，当一切准备停当，观众的看得也定会越来越清晰的明白，谁是“假货”谁才是“真东西”。撰文：鲍文玉 采访：陈然